愿望線在物質世界中是可見的，因為當人們漫步穿過土地時，他們踩亂地面，留下痕跡并損壞植物。越多的人走過相同的路徑，就留下越強烈的標記，對地面和植物生命的影響就越大。這一點同樣適用所有物理行動，每個行動都會留下一些使用的痕跡。當人們讀書時，可以根據紙上的污跡、翻卷的頁角、折痕和書上的批注來找到他們的痕跡。即使書脊也反映了使用信息，可以很容易地翻到經常使用的那一段。在電子世界里，我們也會留下痕跡，只是這些痕跡不借助技術的輔助是看不見的。即使最簡單的活動也很容易留下痕跡。穿過走廊時，一個攝像機記錄了通過的情況；使用信用卡時，留下了購買了什么、多少錢、你在哪里使用的這些記錄信息；查詢一些電子信息時，你不僅留下了關于你問了什么的信息，還留下了提問之前和之后一剎那的活動信息。信息，不論是通過語音還是電子通信服務，都必須被記錄下來以傳遞給收件人，收件人在收到信息后，雖然他和發件人都可能會試圖刪除或銷毀信息，但還是留下了他們的痕跡。

我們留下的痕跡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不僅與我們自己的行為有關，還與普遍的人類行為有關?，F在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致力于研究這些由此產生的互聯網絡：人關聯到人，人關聯到物理位置，關聯到系統和組織。這些痕跡能夠用來簡化我們的生活或是使生活更復雜。

把痕跡作為社會性語義符號使用的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就是人們在閱讀雜志、書籍、科技期刊和互聯網上的內容時留下的記錄。自20世紀初起，這些痕跡的重要性開始被認識到，很可能開始于1934年保羅·奧特萊（Paul Otlet）的《條約文件》（Traité de documentation ）和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的“麥麥克斯存儲器”（memex）概念。

奧特萊在20世紀的中葉于歐洲完成了他的工作，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干擾并弱化了他的成果原本可以產生的影響力。布什作為電氣工程師，在戰爭中是美國科研成果的領導者，他則更具影響力一些。在1945年，一篇發表于流行雜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的文章中，布什提出了“存儲器擴展”——麥麥克斯存儲器的產品，能夠顯示書籍、電影和其他閱讀材料，并自動創建和跟蹤相互之間的交叉參照（記住，這是超文本和互聯網被發明出來的半個世紀以前）。布什認識到由讀者創造出的痕跡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它們將簡化學者研究此主題所作的努力。因此，布什寫下：

全新的百科全書即將出現，大量現成的關聯痕跡貫穿其中，準備

投入到麥麥克斯存儲器里并在那里擴展開來。律師可以綜合他自己和朋友以及官方所有的案例經驗來得出相關的觀點和決定。專利代理人可以根據他的委托人的所有興趣點調出數以百萬計的已注冊專利。對患者的反應感到迷惑的醫生，可以在以前的類似案例研究中尋找痕跡，通過案例歷史的比較并輔以相關的解剖學和組織學的經典著作能夠很快完成工作。正在刻苦鉆研一種有機化合物合成方式的化學家，能夠在他的實驗室里把所有化學資料擺在面前，按照化合物的比例和其物理、化學反應的痕跡來進行工作。

歷史學家，面對某人的大量的編年目錄，把它對應于只在顯著條目才停止的跳躍性痕跡，并可以追尋任何同時代的、在某一時間點上引導整個時期文明的痕跡。有一個開拓性的新專業會產生出來，就是以從龐大的普通記錄中找出有用的痕跡為目標。大師的遺產信息變成不只有他個人的相關記錄，還有有關他的弟子的全部記錄。

回到早期使用參考書目的那個時候，當我們認為所有的行為是積極且良性的情況下，那些衍生的痕跡將對其他人有極大的價值。因此，奧特萊在1910～1934年期間和布什在1945年預想了一個讀者會留下他們的痕跡的世界，這痕跡如同一本書一樣有價值，因為它們讓新手可以在一個題目中遵循大師的足跡——大師留下的痕跡，參考他們創造出的連接關系。如今對這些想法的實現卻有些虛弱無力，互聯網允許想法之間的鏈接，但只能通過由人類的網站開發人員（或機械的算法）所給出的明確鏈接，或通過搜索引擎的使用中形成的鏈接。奧特萊和布什所想的都是一個讀者可以遵循任意一個人明確的行為痕跡。

遵循其他研究人員的行為痕跡聽起來像個好主意，但我不相信它有多大價值。它真的能簡化我們的工作，還是所有錯誤的痕跡和不斷的重新開始反而會使我們的生活復雜化？我們如何知道哪些路徑是對我們的目標有價值的呢？舉個例子，假定你遵循我寫本書的這一節時的調查工作痕跡，你作為一個讀者，可以跟隨我徘徊于在線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維基百科、圖框和箭頭的網站、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和系統學院的網站，加上我和研究團體成員之間有關這個主題的電子郵件。一路走來，我發現了新的人和新的信息來源，但我也撞進了很多死胡同，跟很多人交談后發現他們無法提供幫助。如果你作為讀者遵循這些痕跡，恐怕得不到什么啟發。畢竟，這條特定的研究途徑花了我近兩個月時間，期間伴隨著很多失敗和掙扎。在許多情況下，最好的方法不是遵循這種途徑，而是接受他們的研究成果。

盲目跟從他人留下的痕跡有另外一個問題：這些可能是虛假的痕跡，故意放在那兒來欺騙或誤導我們。多維空間和萬維網的早期工作者假定用戶都是善良的，只想要指導和幫助別人。今天，我們清楚地了解到，有很多人僅僅是為了制造樂趣；很多人只是為了制造麻煩。很多人有狹隘的看法，他們想要壓迫別人；他們努力地傳播自己的理論架構，同時努力消除所有其他理論的提示信息。

學者們通過論文中的參考和引用留下了他們工作的痕跡。你可以在本書的注釋中看到一個例子：取自他人作品的想法會被歸功于所引用文章的作者。法律制度是引文匯編的先驅之一，從19世紀晚期開始就列出了從一個法律觀點到另一個觀點的參考。律師對這些痕跡的重要性有長足的認識，尤其是很多法律都基于先前的慣例，因此知道哪些案例是引用了哪些其他的案例是非常重要的。在20世紀50年代，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認識到對科學論文作逆向分析將會是有價值的，看看有多少研究遵循了所給出的被引用作品。由此誕生了現代引文分析，起初是由手工完成的，而如今已經完全自動化了。引文索引不僅對研究學者們有用——能夠通過引文向前追溯到某個學術思想在當時的影響，它也成為一種廣泛使用的針對學者重要性的評級工具：“在過去一年里有多少人引用了你的作品？”院長可能會在雇用、保留或晉升的評定中提出這個問題。由我們所有的物理和電子的活動痕跡形成的社會性語義符號會成為對我們生活的有價值的補充。社會網絡是把一個人鏈接到另一個的重要方式，包括朋友、共同的愛好，教育、工作和游戲的團體。結果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為人們的興趣和團體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使人們隨時跟老熟人保持聯系并發現新的伙伴，能夠得到問題的回答和建議，同時也為竊賊和執法機構、廣告公司和銷售人員、從朋友到麻煩制造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平臺，不論你是受益者還是明確的反對者。

今天，這些社會性語義符號構成了電子信息世界中的一個重要工具的基礎：推薦系統。